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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政法干警《申论》(本硕类)模拟试卷 六安市人才培训学校推荐

编辑:zouzubao 来源:六安市人才培训学校发布时间:2013-08-26 浏览: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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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国文化先进县取消后,才发现我原来还是文化先进县的人。我咋这么没文化?自己想提高提高,却发现竟找不到帮助提高的设施。”近日,得知户县被取消全国文化先进县的荣誉称号后,一位陕西户县的网友以一种调侃的语气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早在1991年,陕西户县、三原就入选了第一批全国文化先进县。户县农民画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蜚声海内外,三原更是以书法大家于右任引人注目。在人们的心目中,户县和三原当时成为全国文化先进县是实至名归。

  18年后户县、三原被文化部从全国文化先进县中除名,很多人可能倍感吃惊和奇怪。而一位老户县人说:“不被取消才怪,一个五十多万人的县,连一座正规的图书馆都没有。”

  2009年,被摘帽后,户县一份原因分析报告说明:文化基础设施的不达标仍是阻碍户县发展的致命伤。特别是文化馆、图书馆这“两馆”的建设,6年来还是停留在征地阶段,工程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到现在全县五十多万人没有一座正规图书馆。

  不仅如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设的农展馆、县剧院、县体育场房屋大部分危漏,其中县剧 院目前已停止使用。18个乡镇中,只有2个已经建成乡镇文化站,1个在建,剩下l5个虽然已 经纳入民生八大工程,可建设资金仍然没有着落。

  2009年12月25日,三原县高渠乡弓王村,干燥的冷风把村道两旁的土扬得四处都是。 午后,一群年轻人聚在街边的汽修店旁边闲聊、晒太阳。问及是否知道三原是全国文化先进 县,大家一脸茫然。

  这个乡政府所在地的村子至今没有公共的文化体育广场和村图书室,“闲了除了打麻将、 看电视,还能干啥?根本没人来管什么文化体育活动,你应该去找村主任、镇长问。”30岁出头 的村民小白有些不满地说。喜欢看报的小白,平时都是自己花钱订书报杂志,听说邻村已经有了活动广场,广场上有篮球架,几个年轻人商量着什么时候去打篮球。

  而主管文化的高渠乡副乡长于河也是一肚子苦水,“村民们自发性的活动当然好组织,如果村上、乡上要组织些文化活动,就牵扯到给村民的误工费、饭费等经费问题,乡上每个月只有1万元的日常开支经费,平时运转都很艰难,拿不出多少钱来办文化。”

  同样的难题也出现在户县。“在文化活动上,我们每年都安排了很多项目,2002年、2004年户县连续两年举办全国农民画联展和中国农民画艺术节;l995年以来,户县坚持每两年举办一次民间鼓舞大赛,已举办8届。我们还组织农村的自乐班比赛,丰富农村生活。”户县文体广电局局长韩兆斌说。

  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虽然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出家门,留下的农民中画画激情已不复存在。

  “老百姓需要文化,政府再适时地推动一把,文化事业应该能够风生水起。但事实并非如此。最重要的是,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缺乏内在的运行机制,光靠政府外在的‘输血’是不行的。”在把脉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杨尚勤把目光投向了不被人关注的机制上。

  被“摘帽”虽然伤了户县和三原这两个陕西文化大县的面子,却能促进其把“里子”建得更好。

  户县拖了十多年的图书馆已经列入户县政府2010年的重点工作,并力争在年内建成,2011年投入使用;户县剧院维修工程将于2010年元月底前完成,260个座位的新电影院也将成为户县人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三原县文体局局长党德海表示,力争在2010年完成乡镇文化站建设,争取在2012年入选省级文化先进县,早日回到全国文化先进县的行列。

  2.在我国西北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的山区,那里生态环境恶劣,地势崎岖,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处于自我封闭和孤立的境地。

  由于贫困或其他非理性的原因,那里的人们普遍不重视教育,甚至是歧视教育,认为“读书没用”,读书的人是“书呆子”,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半文盲较多。一方面,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那里的教师很多是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民办教师,由于工资低且存在着严重的拖欠现象,使得很多优秀教师外流,部分教师缺乏敬业精神,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导致学生学习成绩差,入学率低。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学生到小学毕业已初步具备了劳动能力,基于劳动力的需要、生活的压力、金钱的诱惑等原因,过早地离开了学校,使其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这种状况如果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将会造成农民文化素质的进一步下降,脱贫致富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记者通过对甘肃、青海等地贫困农村的深入调查和访谈,发现“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封建残余思想大量存在且根深蒂固,在西北贫困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那里的农业生产多是粗放型经营,需要大量的强壮男劳动力,再加上农村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以及传宗接代、加强家族势力等思想作祟,很多农民为了生个儿子甘愿冒倾家荡产的危险,想尽一切办法超生,结果是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这些情况一方面增加了农民家庭的负担,使家庭由于人口过多而更加困难,另一方面造成了痴呆和畸形现象的增多,人口素质的退化和下降,给原本就贫困的农村蒙上了一层阴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在障碍。

  在贫困的西北农村,人民在Et常生活中非常节俭,他们很少添置时髦衣饰、很少购买时令菜蔬,Et常衣食多是自给自足、自产自销,讲求物美价廉。而在结婚、送丧的事上,他们的消费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反常态的铺张浪费。婚娶对于西北贫困农村的农民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人们往往为婚嫁耗尽他们一生累积的钱财,有的甚至债台高筑,在婚后几年、十几年的劳作都是为了偿还“结婚钱”。有些家庭为了节省开支或是迫于无奈,就采取换亲、养童养媳或是近亲结婚的办法。在父母作古时,做晚辈的为了显示“孝心”或显示家族经济实力,也要花很多钱,使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加困难。

  由于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饱受贫困的折磨,许多村民形成了很强的宿命感,他们已经习惯于过贫困的生活,社会参照系过低,不愿意与社会上地位高、经济富裕的人比较,不愿意离开养育了他们的贫困环境。“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比人,活不成”就成了他们自我心理平衡的借口,久而久之,就成了他们的人生箴言。

  在大城市,人们普遍奉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过着与时间赛跑的忙碌生活,快节奏、高效率,争分夺秒地为幸福的生活努力。而在西北贫困农村,人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因而时间观念差,生活节奏慢。在他们眼中,时间是很多的,何必着急呢?“活儿今天干不完明天再干”,“迟早都是我干,迟早都能干完,急有什么用?”在农闲的时候,人们彻底地闲了起来。串门子、晒太阳、闲侃、围火炉、喝酒、打麻将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休闲方式。

  3.近年来,农村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总体上来说,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适应,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相对应的农民文化生活却提高缓慢。农民对文化生活的投入非常有限,多数农民每年用于订阅书刊、看戏看电影的支出几乎为零,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较少。农村文化建设落后于城市文化建设,特别是农村基层文化资源严重匮乏,活动形式单一枯燥,缺乏创新。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体制,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方式,使城市文化日益强化,乡村文化相对衰落,由此也形成了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由于L市各级财政困难,对文化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匮乏,文化消费整体偏低。虽然普及农村电影的“2131”工程能够做到在农村经常性地放映电影,但提供的基本是老片、旧片,而农民更需要的是科教片和农村题材的故事片。这样的供需矛盾也带来了文化工作上的尴尬。

  大部分文化站由于受现有场地、经费的限制,普遍存在图书陈旧、无钱订阅报刊等问题。同时,干部专业素质偏低和思想观念陈旧,活动手段过于简单,活动内容也缺乏创新,仍然以唱歌、跳舞、扭秧歌、鼓乐队等传统活动方式为主,受众则以老年群众为主,所以许多富有时代气息,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

  农村文化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及文化设施落后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些年来,虽然文化事业经费总量有所增加,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并没有随着财力增长而增长。

  4.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占GDP的比重是2.5%,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有1132万人,占全部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l.5%。2007年我国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超过30万家,初步形成由娱乐业、演出业、音像业、网络文化业、文化旅游业等组成的文化产业体系。但总体看,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仍不大,实力偏弱。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或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或接近20%。

  2006年,我国民营文化企业约29万个,从业人员320万人,分别是国有文化企业的5倍和5.5倍。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但与国外相比,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偏小,集约化不高。如,2005年,中央电视台总收入为120亿元,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2003年营业额就达416亿美元。此外,我国文化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益较低,对文化资源的转化能力也较低。如,美国以花木兰题材拍摄的动画片净赚6亿美元,而我国拍摄的《宝莲灯》仅只收回成本。

  我国文化产业的管理在地区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政企不分等问题。目前,多数地区尚未建立统一高效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文化、广电、出版、旅游等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管理分散,文化市场多头执法。以音像业管理为例,其进口产品的内容审查、发行和市场管理、出版和复制分别由文化、广电、出版三个部门管理。国有事业单位改革不到位,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尚未建立或健全,更名改制的集团保持事业性质,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较多,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缺乏活力。

  我国尚没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大法,文化产业领域内的基本法律也处于缺失状态,地方在文化立法上受到限制,增加了地方立法的难度。文化产业政策不完善,地区特别是未进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地区,尚未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普遍存在,部分地区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还存在障碍。国家制定出台的文化产业政策在部分地区难以落实。

  我国的演出业、影视业、出版业等诸多文化产品的传播,仍停留在传统技术基础上,运用高新技术创新不够,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文化产品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

  我国文化企事业单位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和影响,对文化市场的重视和调研不够,市场开拓意识不强,营销能力普遍较低,尚未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营销模式,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低,即使是优质产品也难以形成产业链,产品附加值未能得到有效挖掘。

  5.近年来,文化建设引起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文化简单地成为大家争相打造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建设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喊得最响的口号,有的地方甚至只是把文化作为追逐经济利益和市场效益的工具。

  目前,这种“简单化”带来的困惑已经在方方面面困扰我们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把娱乐业的发展简单地理解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把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间接功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化本身就是经济的构成部分,把文化中可以作为产业形态发展的某些部分简单地扩大到艺术形态的诸多门类,把文化之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作用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建设应当为经济建设服务等。这导致了文化建设中追逐经济利益和市场效益的产业化取向,如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的随意打造和商业包装,对文化遗产的随意改造和随意占用,对文化传统的随意恶搞和随意否定,对文化价值的随意嘲弄和随意颠覆,对文化历史的随意涂改和随意扭曲等。

  文化产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在以文化为产业的市场经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只手的导向下,我国文化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如美国的一张电影票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l/400,中国的电影票则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1/20;在中国,看一场演出票价可以高达千元之类),并导致那些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艺术种类大批消亡。文化多样性遭遇严重危机。上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方各民族戏曲剧种有368个,l982年尚存317个,2005年仅剩下267个,且近半数仅剩业余演出。许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剧种消失了。山西省上世纪80年代尚有地方剧种49个,现仅存28个。近4000万人口的贵州省,黔剧、花灯剧等地方艺术目前仅剩一个剧团维系着剧种的生存。

  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11月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的“徽州文化保护高峰论坛”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祁庆富发言认为,当前,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中“丢魂”,因而遭到破坏,是个普遍现象。一些地方打着文化遗产“原生态”的旗号,并不是为了遗产的保护,而是作为“货真价实”的幌子、招牌混淆视听,行商业活动之实。他指出,要警惕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利用“原生态”招牌的热闹炒作中,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口号的驱动下,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物化而“失魂落魄”。

  黔东南反排村苗族传统的木鼓舞非常有特色,无论是对民族文化研究还是对舞蹈艺术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可是有些人却偏偏要把它叫作“东方迪斯科”,并为此炫耀不已。他们大约是看到了反排木鼓舞中那火辣辣的舞姿和洋溢的激情似乎有些像迪斯科舞姿中的那种狂放不羁,便将反排木鼓舞附庸为“东方迪斯科”,企望以此来提升舞蹈的知名度,真正的反排木鼓舞中蕴含的苗族人民对生活的激情和创造,以及民族性格中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反而不易为人所知了。其他还有把“苗族姊妹节”称为“东方情人节”之类。这种称谓使得很多在国外文化语境中的人们对我们的这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现象产生误解和怀疑,也使得我们在强调文化独特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环境中发现和肯定的这种普遍性原则产生疑问。

  因此,我们在谈到“文化”并据此推进其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对待,切不可仅仅为了对其形式上的利用和开发而对文化艺术历史和传统进行误读、损毁和颠覆,以及因为追求经济效益的猎奇使文化艺术出现形式和内容的分离,并最终产生保留了形式扔掉了内容的恶果,使之“失魂落魄”。

  文化是民族精神存在的基本方式。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并在发展中开辟自己的

  历史道路,就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各种优秀品格深深地烙刻在每一个民族成员的心底,成为这个民族在创造自己文明历史过程中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民族精神外化为民族文化艺术多姿多彩的种种形态和方式时,这些形态和方式直接对应着民族精神各种层面,成为民族精神的全方位的再现。如果文化建设在产业开发和市场化中导致了诸多文化艺术形态的消亡并导致文化价值的迷失,对民族的长期发展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梦魇。

  6.“自过年以来俺们就没闲过,在县里演完了又到山西黎城赶场儿,正月十五都没顾上回家……”L县神头乡神头村妇女申美连组织当地20多名农民戏剧爱好者组建了崇州落子剧团,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唱戏,演出范围拓展到山西、河南、河北武安和磁县等周边地区的农村,每年演出900多场次,年收入近30万元,还带动周边乡村农民自办剧团3个。

  在L县,像这样由农民自发创办的业余剧团、电影放映队、吹歌班、书画班、农民书屋、说唱队等,极大地满足了深山农民自演、自赏、自娱、自乐、自我发展的精神追求,以星火燎原之势让山村群众的生活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革命老区L县地处深山区,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309个行政村中有95%坐落在大山深处,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相对匮乏。

  为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L县不断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投资8000多万元建设了宣传文化中心,构建了完备齐全的文化设施体系,文化馆被文化部命名为“标准文化馆”,图书馆被文化部评为“二级图书馆”。实行“一乡(镇)建一个标准文化站,一村建一个标准文化室”,在全县l7个乡镇都建起了多功能文化活动中心,200多个村建成了村级标准文化室,形成了县乡村三级文化网络。但随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仅仅靠送文化下乡,靠县乡图书馆、文化馆和文化站等有限的服务资源已不能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一些山庄窝铺偏远地区农民群众仍存在看书难、读报难、看电影难、欣赏文艺演出难上加难等现象,导致一些人精神空虚,致使打牌赌博、打架斗殴、偷摸扒窃的事情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解决偏远山村农民的文化需求,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现有的农村文化阵地,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文化,让农民群众通过自己办文化来活跃和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L县县委书记陈平说。

  如何扶持和发展民办文化?“作为文化主管部门,首先要对发展民办文化有一个科学的定位,站在建设文化强县、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民办文化就是对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需要大力的扶持和科学的引导。”L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闫树林介绍。为此,L县结合县情、民情,每年财政投资100余万元,用于加强乡村文化站、文化广场建设,把一些闲置的礼堂、学校等公共场地进行修缮利用,增加文化活动场所,为民办文化搭建平台。对农民自办文化组织或个人创作的文艺精品,大力宣传推介,鼓励创作。文化部门开办文艺人才培训班,请文艺骨干传道授业,每年有计划地从各民办文艺团体中选派骨干人才进行专业培训,提高文化素质。每年组织开展农民文艺汇演、书画比赛等,激活民间艺术“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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